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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即有些奇怪，不知这位贾公子何以提起圣人之言，这跟他贾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有什么关系吗？
贾六说这番话时声音明显提高了许多，尤其是“典守者不能辞其责”这句话。
他也没给和珅多想的时间，因为他知道和珅一定能想到出自何处，也能想到答案是什么，那样的话便突显不出他贾六爷“提点”的重要性。
那猛兽从笼中出来把宝玉弄坏了，又是谁的过错？
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，此时无形之中有所呼应。
却是没空跟这傻爹顶嘴，而是很认真的问被他所言吸引过来的和珅：“不知和侍卫可知我所说的话出自何处，又是何人之过错？”
经贾六这么一提醒，和珅顿时想到了，微一点头，道：“确是出自《论语》季氏篇中的季氏将伐颛臾。”
贾六迅速点题，天大人情已经不经意间送给和珅，此时自是不能再多做强调，否则着迹太深也是不好。
这会，得将话题拉回事件本身。
涉及皇帝对错，和珅显然不会随口便言，更加不会附和贾家这位公子，思索一番后道：“我以为皇上之所以要国史馆编撰《贰臣传》，本意还是希望能将这些人仕明及仕本朝诸多事迹据实直书，好崇奖忠贞，风励臣节，如此使我朝子民皆以忠君为己任，而不复其它。”
这是个很狡猾的说法，属于两不得罪。
但有一点还真被和珅说着了，当日乾隆传旨国史馆要定贰臣传时，曾言清初那帮降官“遭际时艰，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，实是大节有亏。辄复畏死幸生，忝颜降附，岂得复谓之完人！即或稍有片长足录，其瑕疵自不能掩.”
意思是尽管如洪承畴等人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，甚至大部分人的子孙都在旗内做官，但于这些人本身而言他们在道德上是有亏的。
乾隆本人崇尚儒家学说，儒家学说所提倡的“忠臣不事二主”之说就深得他心，而历朝历代评价人臣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一个“忠”字。
那日乾隆陪太后看昆曲《桃花扇》，初始对戏中出现的马士英深恶痛绝，待知此人为明朝殉节，为我大清兵生生剥皮于太湖后也是不由感慨进而感动。再想国初那些汉官降臣，虽说于我大清有功，但无一人与“忠”字沾边，心中遂更加不齿。
再三思虑之下，乾隆这才决定着国史馆修撰贰臣名录，意以此教化世道人心，同时进一步缓和大清帝国满汉对立的矛盾。
从汉人的角度出发评判明季以来降清的汉官，在乾隆看来就是教化世道人心的一个好法子。
